曹操文学形象的来源和性格的再探讨

　　到了宋代，我们谈论曹操此时的形象就不得不提两个人。一是司马光，一是朱熹。很多人都认为司马光是以魏为正统，“尊曹抑刘”的。证据就在于他所写的《资治通鉴》中以曹丕的年号“黄初”继承了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建安”。【25】其实不然，司马光曾经说过：“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记诸国之事，而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9】正是由于不能没有岁，时，月，日来记载事件的先后，因此不得取魏的年号来标记，而“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其实司马光对曹操也没有好感，《资治通鉴》中不少地方无论是遣词造句上还是取材上，都带有明显的“非其不轨，卑其为人”的倾向。遣词上如说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10】

　　在引用史料上，我们可以通过看司马光引用不同的史料窥探他的倾向性。在许劭对曹操的评价这一点上，他没有采用《后汉书》“乱世之英雄”一说。而是采用的孙盛《异同杂记》中“乱世之奸雄”的说法。虽然称曹操为奸雄早已有之，但是经过司马光这么一提倡，影响就不可跟往昔同日而语了。另外在记载曹操征讨陶谦时，他不用“语焉不详”的《三国志》，而是引用对此有详细描述的《后汉书》。【11】最经典的一幕在于司马光对曹操杀杨彪一事的选材上。《三国志》不详其事，司马光自然不会引用。《孔融传》注引《续汉书》说“操与彪有隙，因托彪与袁术婚姻执彪”。司马光也不用这个，他偏偏使用《后汉书》的记载：“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12】小小一个“诬”字，却将曹操蓄意陷害他人的小人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实在是精彩。

　　到了南宋，更是进一步发起了一股讨曹的热潮，这一风潮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极大的关联，两者之间密不可分。赵宋南渡之后，中原地区已经被金人占据了，此时南宋的处境与孙刘偏安一隅的境遇类似，自然而然，此时的人们在看待三国那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对孙刘产生共鸣，而对与同样占据中原的曹操自然就不会有好脸色。所以在此形势下，南宋人极度仇视曹操就不难理解了。在诸多士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朱熹了。他老先生为了将曹魏斥为篡逆，甚至不惜篡改历史。朱熹在其所著的《通鉴纲目》中，将《资治通鉴》中以曹丕“黄初”承汉“建安”改为刘备的“章武”承汉“建安”纪年。朱熹还在他的《朱子语类》中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指曹操）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13】由此可见，曹操在朱熹心中就是一个地地道道得“盗贼”。

　　此外，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南宋著名的词人陆游也曾说过：“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14】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把曹操和侵我华夏的金朝等同起来了，这也就难怪视曹操为贼在当时成为士人的共识。

　　曹操的形象发展至此，离《三国演义》中所刻画的曹操也就不远了。在元明时期的学者士人心中，曹操形象基本趋于一至。概括起来即是“肯定其才能，诽议其为人”，如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题辞》中说曹操“乐府称绝，文章瑰玮”、“汉末之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之”，此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在评论其为人之时又说曹操“称王谋逆，甘心做贼”，贬的也不可谓不重。

　　这一观念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实际上《三国演义》不是一味的贬曹，对曹操的才能智慧及历史功绩都有所描述。可惜的是人们只记住了《三国演义》中对曹操“奸”的一面的刻画，而忽略了对其正面的肯定。虽然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还有几次比较有影响的对曹操形象的评论，如清高宗乾隆皇帝在修《四库全书》时对曹操的盖棺定论等等，但是这些都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没有影响，因此我在本文中也就略过不提了。

　　至此，大家对曹操形象的演变应该比较清楚了。我认为曹操从最初受万人景仰的英雄到后来的“奸雄”，肯定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南宋当时的政治形势就对曹操形象的进一步丑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追踪溯源，我认为儒家的正统思想对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不管哪朝哪代哪为君主，都不希望自己的臣子中出现曹操式的人物，对曹操的定性为反面角色也就再所难免。而这种思想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对于曹操形象的演变我就谈到这里，下面我将就通过对比的方法，就曹操这一人物形象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点“多疑”和“用人”进行浅析。我认为，同他人相比，曹操的多疑别具一格，带有明显的狡诈残忍的成分。在用人上，天下能做到“揽天下才而又欺天下”的也的确不多。因此我希望从这两点入手对曹操的形象进行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