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文学形象的来源和性格的再探讨

　　西晋张辅，大概是标举尊刘贬曹旗帜的第一人。他是东汉著名文学家张衡之后，其在《名士优劣论》中，把刘备与曹操作了全面的比较，他说：“董公仁，贾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杨德祖之徒多见贼害。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良将不能任，行兵三十余年，无不亲征。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仁爱不加亲戚，惠泽不流百姓。岂若玄德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乎”。【20】张辅认为曹操最恶劣的品质就是多疑，暴虐。正是因为这两点，三国时期诸多俊杰如荀彧、杨修、孔融、桓晔都惨遭毒手，董昭和贾诩装疯买傻才得以幸免。而“威而有思，勇而有义，宽弘而大略”的刘备在他心中才是真正的名士。

　　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搜集了三国时代各种史料达200余种，《武帝纪》注中，虽然他也引用了王忱所著的《魏书》中褒扬曹操的史料。但是，不少《三国志》中没有提及的内容也被裴松之给补上去了，这些没有提及的史料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对曹操的形象有负面的影响。其中以《曹瞒传》和《异同杂语》为代表。

　　这两本书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虽然不否定曹操的事功，但是对曹操丑陋的一面加以扩大。如本来《后汉书·许劭传》中许劭对曹操的评价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被孙盛在《异同杂语》中一改，就变成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由此可见，孙盛为了达到贬曹的目的不惜歪曲事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曹操奸雄的形象至此已经开始慢慢的确立了，而这也成为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塑造曹操形象的基本依据之一。

　　东晋习凿齿在张辅“尊刘抑曹”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将曹氏贬的一无是处。他主要的观点有二：其一，以蜀汉为正统。其二，他认为“汉亡而晋兴”。他认为魏没有资格继承正统，认为“皇晋宜越魏继汉”。他甚至连司马氏曾为魏臣都不承认，说“宣皇祖考立功于汉”。【5】（宣皇指的是司马懿，司马炎即帝位后追封他为高祖宣皇帝）

　　习凿齿这么说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司马睿得以继承大统，离不开王导和王敦兄弟的鼎立支持。而东晋的实权实际上也被二人牢牢控制，司马氏不过是傀儡。这种局面与东汉末年极为相似，习凿齿此举实际上是将曹操与当时把持朝政的王敦视为一体，贬低曹操便是贬低王敦，以蜀汉为正统实质就是以司马氏为正统。习凿齿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篡改历史，这种做法固不可取，但这颗“重磅炸弹”的的确确是仍了出来，也为朱熹后来的思想提供了依据。

　　曹操的形象在南朝中的宋代也有所发展，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在其所编的《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不少曹操的故事。但大多数都是“数曹之非，揭曹之短”的，《假谲篇》第二十七所载：“魏武常谓人欲危己，已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致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21】由于刘义庆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南朝统治阶层对曹操的态度。而《世说新语》中所载的小故事也为《三国演义》直接提供了不少鲜活的素材。

　　到了唐代，人们对于曹操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褒贬不一的。推崇曹操的如杜牧，他就非常看重曹操的军事才能，他说：“注曹公所定《孙武十三篇》，行于代”【6】。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也称赞曹操为英雄，并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今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对曹操的文采风流也予以褒扬。

　　溢美之辞虽然也有，但总的说来唐人对曹操评价的天平还是一直朝贬曹一方倾斜的。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在《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中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诗人将同情给予祢衡，对“蚁观”祢衡的曹操进行了谴责。徐夤《咏魏》诗中写道：“奸雄事过分明见，英识空怀许子将。”(许劭字子将)他要人们永远不忘许劭对曹操的“奸雄”的定论。而史学家刘知几则说曹操“贼杀母后，幽迫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7】

　　唐太宗李世民在《祭魏太祖文》中，虽然称曹操“雄武之姿”，还将他于伊尹、霍光相提并论，称其为“国之栋梁”，肯定了他的匡正之功。但是与此同时又说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8】句中这个“乖”字非常形象的刻画了曹操的野心，明喻曹操所作所为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匡扶汉室，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后面一句“有无君之迹”更是直白的将曹操“奸臣”的形象公诸于众。由于李世民的特殊身份，唐代的士人对他是十分尊崇的，因此他对曹操的看法基本上为唐人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