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在大唐头上的阴影——后东突厥的崛起与衰落

　　由于内部不和，部族大量逃离，后突厥的国势日渐不利，因此在711年最后一次大规模西征时，默啜并未再将建功的机会留个无能的儿子，而是由自己亲任主帅。突厥兵率先奇袭了黠戛斯，并将其灭国，但就在此时，默啜得知自己的可敦（相当于皇后）病死于国中，便返回理丧，令全军于金山待命，暂缓了对突骑施的攻击。而他之所以不让部将在刚获大捷，士气高昂时乘势出兵，主要原因就是不欲默矩等人再建功勋。但默矩等人建功心切，不顾严令擅自领军出击，并且取得大捷，突骑施几乎被打得亡了国。然而默矩等人旋即败于大食之手，损兵折将，这便给默啜打压他们提供了借口。虽然史无所载，但从这兄弟二人在此事之后便在各则史料中销声匿迹推断，他们多半是因战败而被罢夺了领兵之权，直至数年后叛乱纷起，默啜才被迫将二人重新起用。

　　712年，一代雄主李隆基开始秉政，唐朝对后东突厥的态度转而强硬，双方开始激烈争夺北庭，后突厥汗廷还曾指使归附于自己的契丹、奚二族出兵攻唐，《资治通鉴》卷210中便曾记载：“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门不出，虏大掠而去”。虽然自己的藩属在渔阳取得了上风，但此时后突厥西线的将领已经由军事才能出众的默矩和阙特勤变成了庸碌的泥涅可汗匐俱，因此后突厥西征军的战力大不如前，在西陲迭遭战败。以716年后东突厥联合吐蕃进攻北庭一役而言，据《册府元龟》卷133记载，北庭都护郭虔瓘曾奏报战果道：“累破吐蕃及突厥默啜，斩获不可胜计”，显然占据了上风之势。

　　后东突厥以武力持国，最重军功。默啜任人唯亲，一面打压有军事才能的默矩等勋将，一面放任愚蠢无能的儿子匐俱在西陲多次丧师失地，折损国力却毫无虏获，行事私心过重，难以服众，也令后突厥高层离心离德，人皆思散。默啜本人英武勇决，才干过人，否则也不能白手起家，创下后东突厥汗国这偌大的基业，可就是因为父子情深，试图传位于庸碌的儿子，所以频频倒行逆施，招致部属怨恨。如今一些史家将后东突厥的内乱归因于默啜年老昏聩，未免流于浅薄，默啜确实是在晚年才开始处事不公，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打压权臣，扶立亲子上位，却绝非因为什么老而糊涂。

　　由于失却人心，默啜的统治资格遭到了大多数蓝突厥贵族的强烈质疑，不得不借助唐朝来稳固地位，这也正是他于714年四月再次向唐朝请求和亲的原因。在715、716两年间，后突厥的局面进一步崩坏，汗廷对各部族、各属国的统治地位日趋摇动，原本效忠的部族纷纷离散，先是漠北九姓叛乱，随即葛逻禄暴动投唐，漠南诸部落也接踵降唐，西域、北庭一带的降附势力也纷纷叛离，最终竟然连默啜的女婿高文简都率部投了唐朝，这足见此时后东突厥高层的冲突和离心程度已然异常严重。

　　面对祸起萧墙、部属离散的危局，默啜也曾竭力应对，试图挽回局面，在《毗伽可汗碑》上便刻载了大量对叛离部族进行血腥镇压的记述。715年秋，尚且忠于汗廷的军队大举进攻漠北，虽然此时后东突厥的军事力量已经因内讧而大幅衰落，但在单个藩属面前仍然明显占优，突厥兵大破铁勒九姓，据《旧唐书》卷194记载：“九姓大溃，人畜多死，阿布思率众来降。”然而铁勒九姓在战败后却不肯屈服，坚持继续抗击突厥人，并且引得越来越多的部族离心叛乱，后突厥虽然取胜，国家的整体局势却愈加恶劣。

　　716年四月，唐廷见有机可乘，遂以薛讷为帅，兵分三路大举北伐。主帅薛讷亲统的中路军战事不利，在狼头山一战中，“虏矢如雨，公德且歼”（《金石萃编》卷95，下同），最后被迫“始为和亲，刲羊为盟”，与虽胜却无心恋战的突厥人媾和。西路军的战况史无所载，不知其胜负如何。三路大军中，唯有东路军取得了重大突破，与铁勒九姓成功会师于漠北。唐军与造反的这些部族兵合一处，共击突厥，后东突厥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起彼伏的叛乱令默啜焦头烂额，只得频频出兵镇压叛离属部。然而尽管凭借武力上的优势，汗廷军屡获胜捷，却仍然无法遏止大批部落逃亡之势，虽然默啜的统治尚未被颠覆，但严重的分裂和内乱却令汗国实力剧损，统治范围被迫收缩至仅含漠北区域的狭小空间之中，就这样仍然极不稳固，后东突厥单纯倚靠军事优势建立起的庞大王国摇摇欲坠，全靠之前家底厚实才能勉力支撑。其实此时后东突厥汗廷的直属武装仍然占据上风之势，但整个汗国人心已散，当年全靠武力急速扩张，缺乏根基和传承，统治模式不够稳定等后果已然显现出来，局面仅靠军事手段已经无法挽回，大厦的倾倒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