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罪恶不该忘：朱明政权的血腥屠杀史

　　朱元璋朱棣这“二祖”之后，明朝社会的恐怖气氛总算有所缓和。尽管如此，朱明政府军对中原百姓及边疆少数民族的屠杀事件，仍是史不绝书。

　　荆襄流民大屠杀

　　成化六年（１４７０年）十月，荆襄流民李胡子（李原）、王彪、小王洪等刘千斤旧部又聚众起义，他们于南漳、内乡、渭南之间活动。李胡子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名号。十一月，明廷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前往镇压。流民附和李胡子起义者虽达百万之众，但无严密的组织，又无武器，他们的目的只是能在这里得到土地，得以生存。一见项忠招谕，便扶老携幼，纷纷出山。计有４０万流民受抚。义军势孤，李胡子退入深山。项忠派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进山追捕，与李原部在竹山县相遇，李原战败被擒。小王洪所部５００余人屯于钧州龙潭，亦被破擒，起义最终失败。

　　令人发指的是，项忠这个屠夫竟指挥官军对手无寸铁的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当时流民有自洪武年间即入山耕田者，并未参加起义。明军入山，不分青红皂白，“尽草剃之，死者枕藉山谷”（《明史纪事本末.荆襄之役》）。数万余人被编戍湖广、贵州，集体乘船而往，多得疫病而亡，弃尸江浒，臭不可闻。还有那被招出山的４０万众，项忠强迫其还乡，适值溽暑，因饥渴而死者众多，瘟疫流行，押送者惧其传染，往往故意沉舟于江，大部分人因此丧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大屠杀过后，项忠竟然在流民的累累白骨上，立平荆襄碑以记其功。此碑被时人称作堕泪碑，以嘲其滥杀无辜。御史弹劾其滥杀无辜，明政府却视若罔闻。

　　对僰人种族灭绝大屠杀

　　“僰人”是先秦时期就在中国西南居住的一个古老民族，明代时期他们生活在西南叙州(今四川宜宾、珙县)一带，却朱明统治者蔑称为“都掌蛮”。朱明地方官府把他们视同禽兽，从平坝地区赶到了深山，限制他们与汉族同胞以物换物，动不动就剿、就杀。“僰人”实在活不下去，愤然起兵造反。不幸酿成了泸、叙两州大江南岸，“僰人”汉人互相仇杀的惨剧。成化年间，明宪宗下诏“如可抚则抚之”，明廷决议招抚僰人，僰人首领赴京，诚意接受招抚。然而汪浩不愿委任僰人土官，使僰人的愤怒加剧。成化三年(公元1468年)，僰人再次起义。明宪宗以襄阳伯李瑾为总兵，太监刘恒为监军，兵部侍郎程信为尚书提督军务，合三省土、汉官兵18万，激战历时四年多，由于僰人英勇善战，顽强抵抗，官兵只攻下大坝，而对九丝天堑却望而生畏，不敢进攻。万历元年(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以刘显为节帅，郭成、张汗等十二人为偏将，调动十、汉官兵14万人，对僰人“飞檄进剿”。在刘显指挥下，明军一路高歌猛进，凌霄城、都都寨很快易主。僰人失此二险，只得退守九丝城。明军旋即兵分五路扑向九丝城，不分昼夜攻打，僰人以死相拒，“乘城转石发标驽，下击栩栩如电霰不休”，明军伤亡惨重，一时却也无计可施。九月九日是僰人的“赛神节”，这天，天降大雨，山路湿滑，僰人酣战方休，认为明军绝不可能来袭，于是在九丝山上杀牛庆祝，尽情痛饮。不意明军乘夜攀岩，杀入九丝城，四处放火，杀声撼天，僰人从睡梦中惊醒，见明军从天而降，措手不及，惨遭集体屠杀。首领阿大、阿二、方三皆为明军擒杀。刘显捷报上报至京师，朱明政府仍然不放心，下了一道罪恶指令：对逃遁在深山中的都掌蛮继续剿杀，“铲削祸本，席卷云彻”。史书并未记载明王朝对僰人的大清算大搜杀到底持续了多久，唯一可知的是，自明朝以后，僰人便再不见于史料记载。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在那一次次以弱对强、以死抗争的惨烈战斗中，僰人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能不让人产生许多钦佩、敬仰、震撼和感慨之情。

　　对苗瑶壮侗西南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与屠杀

　　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在残酷杀戮的同时，明朝的边将们更是竭尽变态杀人狂之能事，故意使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来杀死少数民族俘虏，如《明史·韩雍传》就记载了韩雍“支解刳肠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属”这样的暴行，而《彭伦传》则记载了彭伦“缚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乱射杀之，复割裂肢体，烹啖诸壮士。罪轻者截耳鼻使去”这样极端残忍的手段。可见这些明朝暴虐专制体制下的军人在朱明政府的屠杀令之下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

　　对长城外草原地区的“三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