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孙吴风水学相关学问成就

　　一、家学形成简述

　　西汉自武帝始，提倡通经取仕，为士人进入政治体系提供了门路，促使儒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1]而东汉时更是“以经学治天下”，章帝光和二年颁布按郡国举贡明经的政令[2]，由明经举孝廉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家学的兴起。由于两汉时师学的兴盛，家学处于次要地位，但是仍然形成了如汝南袁氏、颍川钟氏这样的世代治经与累世公卿并有的家族。虽然二者未必有必然联系，但是由于东汉时儒学的高度发展，许多显宦家族都有以经学守家的传统，因为在家学渊源的熏陶下，族中子弟容易专精于经学（如汝南袁氏累世治孟氏《易》），可保证家族中源源不断地有人沿着察举制度走上仕途，并在家族影响力下获得高升的机会。

　　二、儒道结合——风水学相关学问的沿革与联系

　　风水学源于巫术，此为早期先民的原始崇拜的产物。两汉时许多风水相关学科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直到晋代，大师郭璞将这些学问应用于后世风水学最具代表性的相宅、占筮等术，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风水学才算正式诞生，故后人多奉郭璞为风水界鼻祖。此为后话，本文要论述的为这些与后世风水学相关的学问。[3]

　　汉代虽然儒学高度发展，然而儒学与早期的道学等在思想上有共通之处，如西汉初盛行的黄老思想，既对治国有一定指导作用，也是后世道家哲学的根源。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之说主张，反映了二者统一化的一面。这种思想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家学说合流，形成了谶纬之学，即所谓使圣人的教条与上天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经学与早期的风水学相关学问的结合实属顺理成章，术数等学科广泛流行起来。

　　三国时乃道教形成的重要时期，除开史料不多的蜀汉不甚清楚，在曹魏与孙吴道教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曹魏形成了儒道结合的哲学思想的新形式，即富有思辨意味的玄学，而孙吴的文化则依然秉承两汉时传统的术数、星象、五行、占筮、律历等原有形式，并取得了相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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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2]《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元和二年）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

　　[3]详细了解可参考《中国社会风俗史丛书：风水史》。

　　[4]参考百度百科“玄学”词条。

　　三、孙吴风水学研究风气之原因浅探

　　孙吴的儒道结合形式之所以侧重于对天文、术数等的研究，而与魏晋分流而行，与孙权及三嗣主对符命之学的推崇是密不可分的。孙权时太子孙登遗疏中提及“修黄老之术，笃养神光”，即为借孙权所喜之事暗喻休养生息、施行仁政。而至其末年，更至于“伪设符命，求福妖邪”（孙盛语），直接导致民间投其所好，巫言盛行，如《吴主传》末年神怪之事充斥即为一证。又如《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载：“吴孙权赤乌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荧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东。《汉晋春秋》‘逆行’。案占：‘荧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5]随后本已稳定数年的政局再酿大变，孙权废太子，赐死鲁王，“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其对巫言的迷信可见一斑。孙亮、孙休时此风气仍然盛行，至孙皓时对巫学之迷信进一步变本加厉，“其荧惑、巫祝，交致祥瑞，以为至急”。（《三国志·孙皓传》）

　　说到术数，不得不提《周易》。《易》一方面为公认的儒家经典，另一方面也与道家、风水学的早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易》在儒道之间扮演着纽带的作用。所以精通《易》者多兼通术数等学问，如吴郡陆家的名士陆绩，既“注易释玄”，又作《浑天图》。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经学世家中亦出现研究五行、星象、律历、术数等风水学相关学问的热忱实属必然。一方面，汉末中原战乱导致许多中州士人南渡，为吴地的文化发展有所贡献，如精通术数的河南人赵达“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三国志·赵达传》），又如徐岳《数术记遗》载，“（刘）洪后为会稽太守。刘洪付《乾象历》于东莱徐岳，又授吴中书令阚泽”。另一方面，孙吴以江东为统治中心，促进了三吴士族之间的交流，加上前面所述君主对神怪符命之事的推崇，研究这些遂成为当时的一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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