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为什么没有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

　　关于光时亨，正史与野史有着诸多记载与评价，各种指斥屡见不鲜，尤其是京师陷落后，光时亨竟领头投降。真是这样，那光时亨还真有可能就是李自成的“奸细”。但光时亨有没有“跳槽”，至今没准讯。《明史》载，“学龙奉诏拟周锺、光时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诸臣皆侯补小臣，受伪无据，仍执前律。当是时，马、阮必欲杀周锺。学龙欲缓其死，谋之次辅王铎，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请停刑。铎即拟俞旨，褒以详慎平允。士英闻之大怒，然事已无及。大铖暨其党张捷、杨维垣声言欲劾学龙，学龙引疾。命未下，保国公朱国弼、御史张孙振等诋其曲庇行私，遂削籍。”

　　正史的意思，光时亨的投降证据是不足的，南明弘光朝的高层意见也不统一，只是马士英、阮大铖官大嘴大，先命题后论证，坚持案子要这么定性，人要那么处理。

　　但《甲申传信录》、《弘光实录钞》等野史认为，光先生确实在李自成那儿闪过。《明季北略》“北回目击忠逆定案”更是记到，光大人在李自成旗下受宠若惊，又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给尚在南明统治下的儿子写信：“闯逆召见，面加奖励，随谕以原官视事。时亨寄书其子有云：‘诸葛兄弟分事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

　　光大人这水平，也不能说就比诸葛先生差。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历来都有个准确率问题。依光大人的观点，李自成完败不太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也不太可能，天下大势，中国再现“南北朝”或“三国”模式，当有相当的把握。那么，以诸葛前辈为榜样，孩儿们在南朝参加科举，老夫在北都工作，咱们几处做裸官，最终哪棵树倒了，都不太碍事……

　　如此看来，说光时亨投靠了政治暴发户，当是可能的。可信度不是说的人多，而是符合情理——国际形势太复杂，谁有能耐谁看得准？明清易代之际，不读书的人看起来都像是三国，自己在新公司试运气，让子女报考老国企，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的光大人才算得上精明。但这事似乎又不可靠谱，因为没过多久，光家的公子即大喊冤枉，黄道周很是同情，便走唐王的路子，为其办理了平反手续。若干年后，阮大铖的一位老乡、鼎鼎大名的真正冤死鬼戴名世，专门写了一篇《书光给谏轶事》，更是给出了合情合理的答案：阮大铖要杀光时亨，是因为光时亨曾经咬牙切齿地大骂过阮大铖。阮大铖想报复，一直没法下手，等光先生送上门来，便暗示刘泽清将其拘捕了。但阮大铖这个人，处事确实不是很大度的。所以，戴名世的这个理由，基本能说得过去。双方有恩怨，应该要了结，省得白天装绅士，晚上犯鬼眼，一个都晚上都睡不踏实。只是这出手，也太狠了点。

　　但按照史料的记载，光时亨下狱后，“法司会讯”，司法程序相当正常，阮大铖并无什么阴招，也没有因为挨人一骂，就要还人一刀。倒是御史张孙振，坚持光时亨非杀不可。

　　张孙振，字公武，号古岳，安徽霍山人。今天，他与阮大铖、光时亨显然算是老乡了。孙先生官声很好，他崇祯元年进士，历任太仆寺少卿，河南道监察御史，时称“天下第二清官”。不过，这位干部的口碑是怎么来的，后人很难搞清楚，他任山西巡按时，想请托袁继咸办件私事，被老袁给挡了，孙先生立马下套子，说老袁贪赃，硬将老袁弄进了号子。后来，山西的知识界跳了出来，众多读书人忿忿不平，集体跑到首都去上访，在中央领导的重视下，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老袁被复官了，张孙振便被赶回霍山自费旅游了。

　　甄别明朝的好人与坏人，只看一本书，根本就不够用。之于光时亨，除了投降这个政治污点，野史中的形象，那是相当灰暗，只有轶事，显出格外的生动和有趣。光先生的著名商标叫“鸟人”牌，人称“洗鸟御史”。据说当年的温总理（首辅）体仁大人，外面的形象很威猛，里面的形象却很猥琐。按照祖传秘方，光时亨每天坚持用“洁尔阴”之类给温总理冲洗阳物，直到大人活力再现。按说，为领导近身服务，关键时刻帮领导毒杀个把人都有人做，仅仅亲自为领导洗个鸟，也不算太突出。突出的是，光先生为自己洗出了前进的道路，从县里调到了中央机关，把自己“洗”成了监察御史。

　　光时亨家乡的史籍，则完全不同意这类损人不利己的说法。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对光时亨总的评价是：光先生“少有俊识，敢决事，性不能容恶”。《桐旧集》记曰：光时亨“性刚直，独立无援，忌者以阻迁为名诬杀之。海内知其冤，莫不相向流涕。”《桐旧集》中收录的光时亨第一首诗，便是《南楼誓众》，完全是一个国难担当者的壮士形象：“人臣既委质，食禄当不苟。受事令一方，此身岂我有。即遇管葛俦，尚须争胜负。矧今逢小敌，安能遽却走。仰誓头上天，俯视腰间绶。我心如恇怯，有剑甘在首。读书怀古人，夙昔耻人后。睢阳与常山，不成亦匪咎。沥血矢神明，弹剑听龙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