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为什么没有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

　　继赵宋之后，明朝成为又一个“亡天下”的王朝。但宋、明相较，南宋延续了一个半世纪，而所谓的“南明”不过残存了十余年。较之汉、唐，明季也没有出现“三国”或“南北朝”局面，最终为新朝所一统。明朝速亡的最直接原因，是首都陷落同时最高统治者身亡，危险境地的王朝事实上处于国家“脑死亡”状态。明崇祯帝为何坐以待毙，不仿效前朝战略转移？这与一个“小人物”光时亨密切关联。

　　光时亨（1599－1645），字羽圣，号含万，明桐城人。光时亨崇祯七年（1634）进士，初授四川荣昌知县，崇祯末年任兵科给事中。正是这个“位卑权重”的给谏位子，促成了光时亨成为中国历史关节点上的特殊人物——他数度阻止明王朝首都“南迁”，以轻微之身对中国的历史进程，甚至国家的历史格局，产生了后人难以推测的重大影响。

　　所谓“南迁”，就是崇祯朝在京师难保的形势下，主动作出战略放弃，迁都南京，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获取王朝生存的空间。农民军与清军的巨大军事威胁，内忧外患骤然升级的崇祯朝，“南迁”问题数度进入最高统治者的重要议事日程。早在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再次入塞时，朱由检即想到了迁都。李清《三垣笔记》载：“上以边寇交织，与周延儒议南迁，命无泄。”首都长期处于满清的兵锋之下，迁都南京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行，因为明朝恰恰实行了二百余年“留都”制度，留都南京不仅是国家的经济中心，并一直配备相应的中央机构，显为国难当头时的最大优势。但是，这场南迁之议由于天启懿安皇后张氏的反对而作罢。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西安称帝，遣兵东渡入晋，志在灭明，京师形势更加危急，明廷再起南迁之议。计六奇《明季北略》载，李明睿等奏请南迁，崇祯单独召见李明睿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从襄赞，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朱由检的本意是自己迁往南京，留内阁等一班官员留守京师，但未能如愿。二月初一，大顺传檄到达御前，檄文有“将于三月十五日到达京师”之语，君臣上下甚为恐慌。二月间，大顺军刘芳亮等部已出河北，基本完成了对京师的包围，京师形势急剧恶化，朱由检安全南迁已困难重重。《明史·李邦华传》载，此时“邦华密疏，请帝固守，而太子监国南京。帝得疏，意动，绕殿而行，将行其议。中允李明睿，亦疏言南迁便。”可是，这个折衷的南迁方案最后还是胎死腹中。

　　紧急关头，惟有南迁才是可用之策，崇祯朝的两次南迁方案，为何可用之策不能实行？除了朝廷对大顺军战略意图缺乏有效应对之策，崇祯帝困顿于政治顾虑外，便与光时亨等人的强烈反对密切相关。

　　崇祯帝廷议时，李明睿曾援引宋室“南迁”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提出只有“南迁”方有中兴希望时，《明史》称光时亨却拍案而起，“以倡言泄密纠之”，并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在崇祯朝，李明睿是最能契合崇祯隐微内心的人，也是深受崇祯信任的人。崇祯十七年正月，崇祯帝“升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管左春坊印”，破格将其由正六品提拔为正五品。对于李明睿的主张，光时亨肯定清楚其中的背景，知道这不是李明睿的个人意见。尽管如此，光时亨却恰恰将矛头对准李明睿，拿皇帝的身边人和皇帝信任的人开刀。光时亨之所以仍旧有胆有言，同样有着深厚的背景，支持他的便是陈演。周延儒罢相身死，陈演代为首辅。《明史》称陈演为人“既庸且刻”，事实上陈演聪明绝顶，他知道一旦崇祯“南迁”，他自己就会带队留守京师，下场不会比周延儒更好。

　　皇帝“亲征”南迁的第一方案搁浅后，其后太子监国变相南迁的方案，同样遭到光时亨的阻挠。张岱《石匮书后集》载：李明睿等奏请太子监国南京，而光时亨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唐肃宗即李亨，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唐玄宗西逃时经马嵬驿兵，李亨继位，后在宫廷政变中惊忧而死。光崇祯内心并不愿唐玄宗、唐肃宗历史的一幕重演，光时亨此语，显然刺他的心病，最终被迫无路可走，死守京师，直至自尽。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如果没有光时亨的反对，如果朱由检真的迁都南京，如果大明朝后与李自成或满清一方出现政治联姻……历史的万般假设，因为光时亨的出现，一切都成为泡影。

　　事实上改写了中国历史的光时亨，究竟何许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