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时期彪悍的复仇风以及背后成因探究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儒学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方方面面。而自汉武以后各朝各代，其施政措施都或多或少受到儒家影响。而儒家脱胎于周礼，而周礼则是一个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基础上的社会规范体系。因此儒家对血亲复仇基本持正面积极的态度。如《礼记檀弓》中云“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而到东汉末年，虽然朝政日坏，但因东汉以儒立国，这与西汉初年草莽英雄开国背景不同，而且东汉统治者比较重视儒学的功用，因此儒家思想在汉末可谓深入人心，而因此出现如此多血亲复仇也就不足为怪。

　　我们知道，儒学非常讲究教化的功能，孔子就曾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战!’。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①，儒家在教化众生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大众对教化的承担者老师的印象。故人言；天地君亲师。在古代封建社会，师作为圣人的化身，作为教化众生的直接承担者，故有资格和其他四位摆上牌位享受冷猪肉的待遇。而儒学对师的地位推崇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民性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②，以及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③，因此教师的地位被推崇到仅此天地君师的原因也就不难想见了，而夏侯惇为其师复仇也正在于此。

　　战国末，儒家和墨家并称为天下两大显学④，虽然因汉武帝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逐渐沉寂，但并未真正意义上消亡，如任侠⑤却得以传承下来。而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也与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索隐上音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⑥有其共通之处。而东汉末年朝纲日坏，社会不平之事时有发生，也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为其平不平之气。而如魏书传十八云，典韦“有志节任侠”杀睢阳李永为刘氏复仇原因或许在于此。

　　①《论语·子路》

　　②？左丘明《《国语·晋语一》

　　③荀子《荀子·礼论》

　　④《韩非子·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吕氏春秋·有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

　　《韩非子·五蠹》：“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

　　《淮南子·主述》：“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

　　《盐铁论·相刺》：“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

　　⑤《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

　　⑥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

　　四、复仇的危害以及汉末统治者措施

　　韩非曾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①如果抛开各学派相互攻捍之见，仔细死之，其实韩非此言不无道理。若儒家和任侠者这般“置私刑于公法之上”，法律权威又如何的以保障，而社会公正也不是靠个人力量来完成的。另外如庞娥为父报仇其情尚算可悯，其手刃仇人后毅然投案其义尚算可敬外，若典韦“怀匕首入杀永，并杀其妻”只能让人感叹李永妻何辜，却遭此毒手，而一代奸雄曹老板为报父仇而残害无辜只能让人哀叹。

　　有鉴于此，自然某些有识之士会反对复仇之论。如《后汉书卷四十四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云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敏驳议曰：

　　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相容恕，著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闻师言：“救文莫如质。”故高帝去烦苛之法，为三章之约。建初诏书，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