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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坚决摘除李严的羈绊。刘备设计的新三驾马车,是以儿子刘禅作乘者。诸葛亮既然怀有取而代之的念头,当然要将三驾马车的政治格局加以改变。相比较而言,涿郡籍势力最弱,一时半时难构成威胁,而且其代表人物刘琰已被虚悬,已“不预国政,但领兵千人,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见《三国志·刘琰传》),之后又借故将其杀掉;赵云是刘备勋旧,然能力有限,缺乏号召力;魏延虽为涿郡籍代表人物,可又是赳赳武夫,对政治一窍不通;且在性格上有致命弱点,即虽善待士卒,但性格高傲,缺乏亲和力,与同僚关系紧张,难以担当代表人物的重任。
既是荆州籍,又是益州籍的李严就不同了,在诸葛亮眼中,这是位“部分如流,趋舍罔滞”(处理事务如行云流水,十分得当;该取则取,该舍则舍,从不迟疑)的人物,有杀罚决断;他是荆州人,又入川较早,同这两州官员都有渊源,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白帝城托孤虽处于副贰地位,但掌握着兵权,这是一柄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既然这是位威胁自己登上九五皇位的代表人物,当然要加以剪除。当诸葛亮独揽政务,自任益州牧并开府治事后,李严请求分益州五郡为巴州,由他出任州刺史一职;并以司马懿已开府治事为谈话由头,启发诸葛亮准许他开府治事。诸葛亮把这些请求均视为不怀好意,是向自己公然挑衅,当然要严词拒绝。但为了麻痹对方,也做出一定妥协,即任李严儿子李丰主督江州,算是不菲的安慰了。
再从李严的角度考察其似乎极为“卑劣”的设州要求。永安宫托孤时,他是副贰。表面上看,是让他协助诸葛亮。稍一思索则大谬不然,刘备的用意,是让他协助诸葛亮辅佐新皇刘禅的。又让他以中都护身份“统内外诸军事”,且驻节江州。这种安排当然含有更为深刻的用意:军、政分开,便于他自成独立体系,以维护新三驾马车的正常运行;驻节江州是作为王室藩屏使用的,可对变生肘腋的皇室威胁起牵制作用。中都护不符合汉时官制,是刘备的发明创造,官名本身已经赋予李严以特殊使命——保护皇室及都城。看到皇权被架空,三驾马车被摘套,李严当然有反对的充分理由。请示划出五郡由自己担任刺史,启发诸葛亮批准自己开府治事等,不是要分皇室权力,而是分已被诸葛亮独揽的权力,是完成刘备寄予的监督与制约使命,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显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李严挑衅了什么原则,而是李严触犯了诸葛亮砸碎三驾马车的意图。
细究李严传,不难发现他在与诸葛亮相处之中,犯下了三个制命的错误。
其一,轻而易举地交出兵权。南征讨伐叛乱时,李严应当仁不让地领兵出师,但是因软骨病困扰,当诸葛亮意欲自己领兵时,李严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当诸葛亮迟疑不敢出兵时,自己更没有主动请缨。军权交出去之后,李严就已成为砧上鱼肉,被贬被杀只是时机的选择。
其二,不该书写“劝进表”。当他发现诸葛亮的皇帝意图之后,本应该据理力争,并敦促诸葛亮及时归政于刘禅。或干脆退身隐居。这虽然无补于事,也维护了自己的清正名节。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为投诸葛亮所好,公然写信去,“戒以勿拘之道”(不必遵守臣子忠君的名节),劝“亮宜受九锡,进爵为王”。劝进表一出,就失去了辅臣的身份形象,是公开卖身投靠。卖身投靠并不能打消对方的戒心,只能以失去涿郡籍、益州籍官员及士族的支持做代价。书写《劝进表》是李严的旧病复发。当年李严去益州投奔刘璋,先任成都令,后以才能升任为护军,并被派往绵竹抗击刘备,这是他第一次由行政长官转入高级将领直接领兵打仗的开始。李严到绵竹之后,并没有分兵布防,而是开城归降了。这一次不过是当年变节的故伎重演,荆州籍对他提防自不待说,涿郡籍、益州籍因之唾弃他亦在情理之中。
其三,更名李平耐人寻味。公元230年,因曹真出动三路大军直扑汉中,诸葛亮提升李严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原来的职能,命李严率两万军队开赴汉中。第二年,诸葛亮举行第四次“北伐”,命李严为中都护参与相府事务,李严遂改名李平。自古至今,成功者考虑到姓名中积淀了太多的政治资本,所以罕见更名者,除非有特殊原因,如避讳。李严是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更名的,严字有严格、严肃等含意,进而有坚持大节不随流俗的延伸。更名可以理解为想痛改性格中“严厉”的弱点,但他没有这个弱点。从更名时间上观察,更像一封别具一格的效忠信!表示他能放弃原则决不信守刘备的嘱托,不再坚持忠于刘禅的立场,心如止水,不生波澜,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并拥护诸葛亮取而代之的举措。也许,这一分析不符合李严更名的本意,但在客观上,已经准确无误地传达了以上信息。更名是一个强烈信号,是低三下四恳求诸葛亮信任自己。然而在诸葛亮看来,李严之前已有变节经历;如今又变节投靠,如此反复无常的小人岂能使用!向以忠顺作为选才第一标准的诸葛亮,当然十分厌恶这类人了。然而李严是大才,己不用必为人用,定会对自己构成巨大威胁,当然是废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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