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皇帝为何选择景山上吊自杀?【组图】

浪里小白菊

1939年拍摄的崇祯皇帝自缢的槐树及下马碑【传说崇祯自缢前手刃子女及皇后，长叹：“愿汝等生生世世，勿生帝王之家。”同时对满朝文武颇有怨言：“朕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皆诸臣误朕。”很明显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李自成围城后，崇祯亲自敲钟召集文武百官前来商议，无一人听使唤。大家避之犹恐不及。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寻死时身边只有一个小太监相随。 其尸骨被几位当地士绅从煤山的“罪槐”上解下，装在合伙凑钱买的廉价柳木棺里运至昌平，草葬在早夭的贵妃田氏墓地。曾经横征暴敛的朱明王朝，到最后，连一副好点儿的棺材板都买不起。还要靠慈善家的怜悯与捐助。十三陵中，崇祯的思陵不仅形制特殊，而且亦显简陋。思陵之“思”，除了徒劳的思念之外，还应有反思之意。】

             崇祯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 洪烛

    看见景山，我会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活着时，曾经凌驾于万水千山之上，所有人见到他都要高呼“万岁”，以至他后花园里的景山，也获得万岁山之美誉。然而这个人偏偏又是短命的。当他吊死在景山东麓的一棵古槐上，似乎并不见得比一枚普遍的落叶更有分量。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

?   铺开地图，你会发现这座多少年前天外飞来般的山丘处于北京城核心的位置，紧邻皇气逼人的故宫后门。它飞来了，然后耐心等待，等待着完成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堵住一位皇帝的退路。难怪1644年3月19日，当泥腿子出身的闯王李自成把紫禁城的朱漆大门一脚踢开，崇祯在杀了妻子儿女之后，会一溜烟地穿过御花园逃到景山，用三尺白绢结束了一段历史。?

    据说崇祯当时衣冠不整，连龙靴都跑丢了，匆忙地在龙袍的袖口写下遗诏：“……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皆诸臣误朕，所有的亡国之君都会这样推卸责任。他出逃前曾“鸣钟集百官无人应”，那恐怕是紫禁城里最空虚的一次钟声，仅仅把他一个人的心给敲碎了。他自缢时名副其实地成了“孤家寡人”，身边只有一个秉笔太监王承恩。王太监在附近另找了一棵树也上吊了。

    景山为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举行了最萧条的“国葬”：没有追悼会，没有纸钱与哀乐，甚至没有一副像样的棺材板。景山，成了崇祯的露天坟墓。?

    我想，景山就是这样出名的。?

【摄影 tsinglin】

    在我的故乡，孩童们把盛夏时靠一根长长的细丝悬挂在树枝上的毛毛虫叫做“吊死鬼”。学了历史课之后，每当看见这种“吊死鬼”，我总会想起一个皇帝。?

    清朝的顺治帝，住进了崇祯住过的金銮殿后，特意将景山寿皇亭侧的那棵歪脖子古槐定为“罪槐”，并且围上一条铁锁链。其实，崇祯是咎由自取，古树何罪之有，莫非它也犯了弑君之罪?这简直像笑话了。大清帝国后来也逐渐不景气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算是跑得快的，逃到了西安。

    而捆绑着古槐的铁锁链，居然被侵略者当作文物给掠走了。八国联军真厉害，什么都偷、都抢、都要——连铁链子都不放过。外国强盗，爬上过景山，趾高气扬地看风景。?

    从1928年开始，景山作为公园对平民百姓开放了，门票很便宜。在古槐前树立了刻有“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原北大教授沈尹默书写)。?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系在树上的铁链子被偷走了。甚至树本身也无法幸免：“文革”期间，来北京“大串联”的各地红卫兵，争相攀折树枝、剥光树皮，拿回去做“纪念品”，以不枉“到此一游”。这已非“好古”，而是缺德了。那棵歪脖古槐被抽筋剥皮，必然要枯死。如今屹立在原址的槐树，是后来重新栽种的。我们看见的仅是一位“替身演员”。?

    和骊山、马嵬坡一样，景山意味深远，在于它吊死过一位皇帝，更确切地讲是一个朝代。山脚是鼓角齐鸣、旌旗招展，山头的枯树孤石则永远地展览孤家寡人无处藏身的阴影，与其昔日笑拥的雍容华贵相比，这是何等凄凉的讽刺。为什么这样?何至于此?亡国之君垂怜于高枝的孤影游魂，给景山打上一个看不见的问号。

明思宗朱由检（公元1611-1644年）殉国处【摄影 tsinglin】

    煤山(今景山)，是崇祯的断头台,他聪明之处在于提早自缢了。他的死，回避了观众，也就减少了几分羞辱。崇祯绝对预料不到朱明的千秋基业会毁于一旦，他生前未来得及替自己挑选陵址。只好借田妃墓为其葬身之地。陵前的神功圣德碑，尚是清朝皇帝替他树立的(惺惺相惜?)，碑文自然也是补写的,其实，这败家子有何功何德可书?

    在十三陵中，思陵不仅形制特殊，而且亦显简陋。犹如落日之苍凉。思陵之“思”，除了徒劳的思念之外，还应有反思之意: 亡国之君，确实应该在地狱中好好反省反省了。

    后世的帝王，更应视思陵为警戒：凡事皆应三思而后行,否则会死得很惨的。可惜，大清王朝虽曾给思陵立传树碑，并未真正地汲取教训。其结局并不见得比大明好到哪里。

   

     顾炎武是明亡后改名炎武的，参加过抗清斗争。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47岁，可能感到没戏了(回天无力)，就从江苏昆山来到北京，首先拜谒的自然是象征汉族统治的明陵,肯定磕了好几个响头。在剩余的19年时光，他始终未远离其左右，六谒十三陵，写下《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等诗文，无形中成了明王朝最著名的守陵人之一。
　　“行宫已颓坏，御路徒悲凉。每陵二太监，犹自称司香……春秋祭碑下，共用一豕羊。”十三陵的颓废落魄，大大刺激了顾炎武的泪腺。他以泪水祭奠，以哭腔怀念过去的好时光。
    他是这样哭崇祯的思陵：“天祸降宗国，灭我圣哲王。渴葬池水南，灵宫迫妃殇。上无宝城制，周币唯砖墙……下阶拜稽首，出涕双浪浪。”其实崇祯不过是一个无能的吊死鬼。

【摄影 tsinglin】   

    李金旺先生对封建帝王的剖析很深刻：“在帝王中，有的很英明，他们选贤任能，手下人才济济，帝王成了英雄们的领袖；也有的很昏聩，很愚蠢，例如，视功臣为仇敌，怕人才损主威，杀贤逐能，逼英才逃、遁、隐，手下聚集了一群无能之辈，帝王自己也成了笨蛋的头头，紧接着到来的就是组织危机和不可避免的灭亡。一般情况是开国之君王德才较好，统御本事也大。他们的继承人水平参差；亡国之君，德才较差，尤其是德差，如商纣王，很有才能，但是，德不好，亡了国。也有一些亡国之君颇有德才，但是，他们的前辈给他们留下了一条必亡之路，积重难返，一手托不住倾塌下来的天，朱由检应该算其中之一。”

    此语有点替朱由检(崇祯)辩护的味道。我的理解则恰恰相反：崇祯绝对是昏君。他犯过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冤杀了国之栋梁袁崇焕。被人讥讽为“自毁长城”。仅此举就足以将其所谓的“德才”全部勾销了。他不是在毁“长城”(名将)，是在毁自己呀，毁自己的宝座与江山。他会死得很惨的。
　　  张中行老人认为在分析帝王时，有两点是不可忽略的：其一，皇帝是手里拿着统治权的人物，他的权大到除去他自己，谁都可以杀；其二，他产生并存在于一种极端不平等也就极端不合理的制度之中，他的所有活动(包括享用)都是这极端不平等、极端不合理的具体表现。

    君主时代的可怕正体现在这里。所谓的中央集权，生杀予夺的权力其实集中在某一个人的手中，他的能力，他的觉悟，他的好恶，无形中在影响或左右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于是一切都像赌博似的，大家把宝全押在一个人身上。此人若是开明君主，或许能营造一段盛世；若是昏庸之辈，那投注者可惨了，全输得精光光。但实际上，这宝是非押不可的，是不以老百姓的意志为转移的。只好听天由命了。

【待续】

<img title="《新世纪》周刊：故宫蒙尘 所托非人" alt="《新世纪》周刊：故宫蒙尘 所托非人" src="http://img.caing.com/2011-08-08/100288721.jpg" real_src="http://img.caing.com/2011-08-08/100288721.jpg" border="0" style="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list-style: none;">【牛光 摄】

           北京旧城应该如何保护？
                      --答北京规划委《北京规划建设》文爱平问   

               ■ 洪烛

   城市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北京旧城造成很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城市功能更现代化、国际化了。
   现在的北京城，传统气息越来越淡薄。上世纪90年代，虽然有大拆大建，但北京味还是比较浓的，特别是四合院、胡同里尤甚，如走到幸福三村，就能感觉到有很明显的北京风格，当然这里说的不是那种明清时代的老北京风格，而是上世纪五六十代的大院文化，一些戴袖章的老太太在树荫下聊天。大院文化也是老北京文化的一种。今天，我们对北京旧城的保护不力是需要做些检讨，但是我们也应明确，北京是个活的城市，不应该把它当成文物来对待，毕竟它和楼兰遗址之类的文化遗址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想到北京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是要想通了。在呼吁保护旧城时，我们应该向梁思成先生学习，同时，也要想到，爱北京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一是要在城市建设中注意保留它的古老，但不能以抵制现代为代价，不能人为地阻挠城市发展，最好是顺其自然。北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海纳百川，不断吸收外来元素。当然，包容性有时也会变成双刃剑，要包容新的，对旧的就会有一定挤压，甚至淘汰。

   二是要加强对北京城的文化宣传，让住在这儿的人更多地了解北京，让外地来旅游的人更多地关注北京的历史和灵魂。北京的历史，有的通过实物延续了下来，如三山五园；有的已毁掉了，如金中都，但它通过史料传下来了。所以我们要通过各种图片、文献、资料展览来宣传北京。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新北京人应该向老北京人学习，如老舍先生小说里描写的老北京人，他们对老北京历史可说是如数家珍、了如指掌，并带着十足的荣耀和骄傲。这也是一种爱，只有爱这个城市，才会为这个城市而骄傲和自豪。新北京人也要考虑一下，如何爱这个城市？只有这样，大众才会有意识地形成一种合力去保护旧城，而不是只停留在文保专家层面。
   近一百年，特别是最近30年，北京旧城的变化最大，遭到的破坏最严重，这值得我们反思。其实我们应该宏观地理解北京历史，物质遗存是它的历史，对物质遗存的保护和破坏也是历史。如果非要把中心城原封不动地保护起来，那城市就很难发展，居民生活会很不方便。如我去过的新疆喀什老城，虽然这座百年老城保护得很好，几经改造仍不改旧颜，但与当地居民交流后就会觉得，其实这对保护区里的老百姓来说并不公平，大家都已过上了21世纪的现代生活，而他们还生活在19世纪甚至更早，生活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觉得旧城保护与改造终归还是要以人为本。
   保护北京旧城，实物保护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保护老北京的精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必须两手一起抓。

   保护的方式要多元化，如传统建筑拆迁前，可以多组织一些人对它进行拍摄，以通过影像资料保留下来。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慈禧的照片，而看不到康熙的照片呢？这就是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因为慈禧的时代已经有了照相机。所以我们要多发挥现代科技文明的作用，而不是像堂吉诃德一样来抵制现代文明。北京旧城保护和高科技不是冲突的，对立的。我们要利用现代文明，使它的负面效果最小化，使它的积极作用最大化。
   另外，比保护更重要的是传承。如果今天的年轻人，他们不喜欢这些辛苦保护下来的东西怎么办？我们要通过教育，把热爱历史、热爱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承下来，提高全民素质，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譬如可以运用图片、影像、史料、文献、图书收集、出版、展览、讲座，以及互联网的网页、博客、微博等多种方式来宣传和保护北京历史。

   历朝历代的文人为北京做过很多贡献，我们要注意把古今中外宣传北京的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等进行整理和宣传。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应设专柜，主动把这些与北京相关的资料单列出来，并做好推荐工作，方便读者借阅。我们要多些文化学者，让北京的历史资料进入公共空间。
   我自己是搞文学创作的，最早是写诗的，我就一直致力于如何让诗歌进入公共空间。专家的常识对于读者来说，可能是未知。如何让专业化的东西进入公共空间，让大众了解北京丰富的文化遗产，让历史深入人心，这是留给我们文化人的任务。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如果能让北京旧的美丽的景象在虚拟空间得到展现，也是一种保护，而且成本很低。网络改变世界，也在改变中国。北京旧城保护要主动迎接互联网时代，其实这是一种机遇。它可以让北京的传统文化能有更多机会传承下去。

   比如说可以在博客上发动《我爱老北京》征文，这样可以汇聚一大批热爱北京的人；也可以鼓励大家把老北京的照片发到网上。现在是一个信息分享的时代，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都愿意分享。这样北京传统文化才能进入公共空间，而不是停留在纯学术和纯理论的探讨上。也只有这样，北京旧城保护才能成为全民意识，全民责任。

【刊登于2011年第3期《北京规划建设》】

                               【每日一诗】

@中国城市传媒：#城市诗记#北京拥有太多的悲伤和光荣，几乎是中华民族的全部。 @洪烛 用8行文字，站在圆明园的针尖上跳出了一曲悲怆的独舞，与上期刊发的朱剑的《南京大屠杀》异曲同工。另两首则让我们会心一笑：是诗人可爱，还是北京可爱？城市营销诗为上，请大家诗记出生或游历过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