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猜忌多疑：常于殿廷上杖打大臣

　　由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了。同样使用钓鱼执法，隋文帝明为反腐，实则将之作为驭下的手段，自然不会去反省，也没有大臣敢于进谏。唐太宗初衷为反腐，待裴矩指出其中弊端后，则欣然接受，当即改正。进而，再以隋文帝为对比，不难发现，贞观年间名臣云集、君臣无间，根本原因就在于唐太宗举重若轻、放手诸臣的治政风格，以及从谏如流、不耻纠错的宽广胸怀。这一点，魏征看得最清醒。当唐太宗有一次表扬魏征勇于直谏时，魏征回答，假使唐太宗对直言谏语恶而不闻、拒而不受，又有谁敢开口冒犯龙颜？并以“善恶太明”的萧瑀为例：“瑀违众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劲，向不遇圣明，求免难矣！”

　　确实，裴矩关于君勿陷臣于法的劝告对唐太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件事过后不久，有人上书唐太宗“请去佞臣”。唐太宗召问道：“佞臣为谁？”此人回答：“陛下可与群臣言，假装生气以试之。有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向唐太宗进谏的裴矩。这个裴矩，原是隋室旧臣，为隋炀帝所器重，而他也处处以隋炀帝喜好为坐标，百般逢迎；孰料唐代隋后，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却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由佞转直。这个现象甚至引起了司马光的注意与无限感慨。司马光在裴矩谏太宗这件事上评论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表动则影随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级，领导好谀恶谏，则下级必然争拍马屁、不说实话；领导从善如流，则下级就会敞开心扉、知无不言。因此，当我们倡导鼓励干部群众说真话时，领导干部首先要有听真话的勇气和胸怀，特别是对于批评意见，哪怕言词再激烈，也应当有闻过则喜、虚怀若谷的气量与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