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模棱两可态度是致命伤

　　作为“熙宁变法”的总策划、总指挥，甚或说是总导演，神宗赵顼改革的意志、决心和诚意显然毋庸置疑，可是，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犹疑不定，以及在处理改革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尽量和稀泥的办法却很不足取，非常有害。

　　有这样一些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史载，青苗法颁行后，当时知青州(今山东临南以东的北部地区)的大名士欧阳修连续向朝廷上了两道折子，指斥青苗法，要求朝廷收回这个政策，并且拒绝在他管辖的地区实行青苗法。而几乎是在同时，时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也上疏强烈反对青苗法。就因为欧阳修与韩琦是三朝元老，神宗父子又是在韩琦一手操纵下登基的，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但韩琦的话神宗却非常在乎，所以，在接到韩琦的奏疏后的第二天，他便单独召见王安石，第一句话就说：“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没想到变法才刚刚开始，而且，几乎所有的变法内容都是事先向神宗汇报并经他反复斟酌过的，可一遇到阻力，他就立场动摇，犹疑不定，心里顿时窝火，于是便没好气地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

　　又据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记载：“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显然，由于在变法问题上，王安石主张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神宗皇帝却心慈手软，不敢较真，所以，新法推行老是不到位，欠火候，到最后总是一锅夹生饭。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乘机造谣惑众，抨击变法，说这些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熙宁六年(1073年)，华北、淮南一代连续十月干旱，灾情十分严重。神宗为此忧心忡忡，竟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警告，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正在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员到开封街头画了幅《流民图》秘密呈送神宗，图中所描绘的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偏听偏信，以为一切都是变法的错，于是在第二天，没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他就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

　　王安石知道后，异常失望，但又无可奈何，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泼一瓢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应该说，王安石说的是对的，他的话可谓击中了宋神宗的软肋。虽然一心想变法图强，却又优柔寡断，在原则性问题上始终与反对派妥协，这应该说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也是造成他本人悲剧命运的致命伤。

　　当然，作为大宋帝国的董事长，在变法问题上干预过多，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及宋神宗本人悲剧命运的又一致命伤。

　　比较起来，当年，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却根本不像宋神宗这样。自从选定商鞅担纲改革，秦孝公便完全隐到幕后，全然由商鞅做主，即使是在处理自己的儿子、11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一事上，他也不出来干预，而是任由商鞅全权处置。这也正是商鞅变法尽管阻力很大但却得以坚决执行的最重要原因。

　　而反观王安石变法，却受到很大掣肘，不仅反对派处处从中作梗，连神宗本人也时不时地出来干预一下，妥协一下，结果，不仅反对派对神宗极为不满，就连王安石等一些改革派也对他颇有怨言，这就难怪王安石在极度失望后会撂挑子走人，弃他而去！

　　所以，到了最后，由神宗推行的改革竟然成了他一人独自导演独自演出的独角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熙宁变法”还是宋神宗本人，都整个儿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