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士大夫与明朝兴衰的一些看法

　　近来看到一些有关大明的帖子，说道大明的末期的衰败，无一例外的指向东林。我就在这里说说我对明朝兴衰和明朝士大夫的一些看法。当然，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喜勿喷。说道明朝的士大夫，不得不说两个重要的人物：朱熹和王守仁。前者是程朱理学的代表，后者是陆王心学的代表。在说这两个人物之前，还要说说宋朝士大夫的一些情况。毕竟明朝士大夫是秉承宋朝士大夫的一些习惯和做法。

　　北宋赵匡胤开国，以唐朝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军阀乱政为鉴，启重文抑武的先河。且不说重文抑武的好坏，在当时，赵匡胤的做法还是十分积极。在打仗时，命令武将率军，战争结束后就去武将兵权，并且剥夺一些功勋权利，避免造成尾大不掉的情况，在这些做法上提高文臣的地位，进一步以文官制约武将和勋爵。不过赵匡胤将文武制约这个度把握非常好，并没有后世的过度重文轻武，在统一之战中，都基本是武将率军，王全斌灭蜀，曹彬灭南唐等等都是武将出征。而继承人赵匡义就明显没有把握好这个度。在高粱河惨败后，赵匡义愈发的重文轻武，这一举措，导致了后世两宋积弱三百余年的悲剧。宋真宗时，更是提高武将的地位，真宗甚至写了一首诗，提倡文教。我们现在熟悉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这首诗里面的。而在宋朝提倡文教的这个大环境下，武将的地位就尴尬起来：武将历来不受文官重视，甚至于枢密使这一最高军权机构，往往由文官担任，武将最高担任枢密副使。北宋狄青曾短暂担任枢密使，但也被文官集团排斥制约，以至于受韩琦的讥辱“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可见宋朝文官士大夫集团的权力之重，已完全压倒武将集团。而在南宋，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甚至都受过文官小吏的刁难，更别说其他的。不过两宋养士三百余载，确实将士大夫的精神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宋士大夫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有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柳永，三苏等等，有以文官统兵的王韶，虞允文，吴玠等等，有“天地有正气”的文天祥。而在南宋灭亡后，殉国的士大夫人数也让人心惊。

　　承前启后，两宋士大夫给明朝士大夫开了一个不算太坏的头，而明朝士大夫呢？且让我们一看。说道明朝士大夫，我们先看看朱熹和王守仁。我们看两个人首先看理学和心学。为什么说两个人是集大成者，因为并不是这两个人创建的理学和心学，朱熹本人就是二程的三传弟子，可以说是继承发扬的二程；心学也有二程的影子，但是是在南宋陆九渊的带领下开始走向大众的，在和朱熹同时代的士大夫中，也只有陆九渊能和朱熹相提并论。今年公务员题有一道常识，是选择中国古代的道学和开山鼻祖，其中一个就是心学，但是开山鼻祖却写的是王守仁，可以说这一题不怎么严谨，当然扯远了。

　　先看朱熹的理学。北宋文教大成，有真才实学的大儒纷纷发扬自己对儒学的看法，于是各道学如雨后春笋而立。出名的有朔学，蜀学，洛学和新学。而在我看来，朱熹就是承周敦颐和二程的洛学。在理学中，最为重要的三点是本体，心性和认识。理学创始之初，因为其对思想的辩证和维护纲常礼制的作用而受到士大夫的好评。可是，也因为对礼制的过分维护，导致了理学的变通难以及后来流于守旧这一因素。不过理学有一点比较好，那就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理学者通常主张躬行实践。这一点，在明朝前期受理学影响大的时候对明朝士大夫起了非常的作用。大明以武宗为分水岭，武宗包括武宗之前的许多士大夫颇具责任心，能够通过民情完成对国家的治理，并且在孝宗时完成中兴之举。理学的经世致用也得到体现。

　　再谈谈心学。陆九渊初创心学，而王阳明才是将心学发扬光大的人。阳明公认为“心无外物，心无外理”，宣扬“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因为朱熹在前，阳明公通过对理学的研究，发现理学繁琐守旧的弊端，将其在心学中一一纠正，并且特别强调道德的自觉性，以知为行，强调知在前，行在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理学就像束缚在人身上的枷锁，必须要按照理学中的条条框框来做，而心学就像抛弃这些枷锁，让人回归本心，解放思想。阳明心学初一问世，便受到许多士大夫追捧。不过心学国语追求“知”，使其在后期过于空谈。并且心学反对理学的“格物致知”，阳明公还提出“天下之物本无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可以这么说，心学是打破理学舒服在士大夫身心上的枷锁，明后期的西学东渐也可以说是秉承心学之功，可心学的过度解放也给士大夫开启了一个不好的局面。没有外界的束缚，只依靠本身自己的制约，明后期士大夫道德败坏莫过于此。而虽然“知行合一”，但过于强调“知”，又将心学带入魏晋好空谈的这一弊端。东林党针砭时政，反对商税和矿税，就是心学弊端最好的体现。